汪曾祺毕生都经历了怎么专业,草木人生

汪曾祺(1920年—1997年),江苏高邮人。是当代著名的作家。
张家口是汪曾祺“一生中很难忘的一个地方”。1958年夏天,时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间文学》编辑的汪曾祺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在这里,他干过许多农活,包括起猪圈、刨冻粪之类的重活。后来,则相对固定在果园上班,给果树喷农药,1961年,他还到坝上的沽源县马铃薯研究站绘制《中国马铃薯图谱》和《中国口蘑图谱》。在劳动中,汪曾祺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也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汪曾祺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我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
1982年,《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共选入12篇作品,其中有7篇就是以张家口为背景的,以后还有不少小说和散文写了这段经历。《羊舍一夕》、《黄油烧饼》、《七里茶坊》、《葡萄月令》、《果园杂记》、《沽源》等都堪称生动描写张家口的名篇佳作。
张家口的这段生活经历,对汪曾祺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巨大的。他把自己的作品背景概括为五个方面“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汪曾祺传》的作者陆建华指出:“张家口是因为他仅仅在那里生活了四年而列其后,但在以张家口为背景的作品中,却不难发现作者对张家口的无限眷恋之情。虽然提起张家口,不免想起那段令人黯然神伤的艰难岁月,但张家口的人民给予汪曾祺的教育,张家口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对于汪曾祺创作的影响,却是深远而悠长的。”
1962年,汪曾祺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执笔创作了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沙家浜》。1979年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983年,汪曾祺再次来到张家口,与文学青年座谈,并赋诗《登大境门》抒怀:
云涌大境门,风吹大境门。 崇岭围南北,边城横古今。
占守经千载,丸泥塞万军。 欲问兴亡意,峰台依夕曛。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汪曾祺生前珍贵视频:专题片《梦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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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米头新了,新核桃出来了,又一个夏天很快就到了,汪曾祺也已经离开22年了,今天是他的忌辰,本文追随他的步履不停,在属于他的文学地图上一览其笔耕不辍的一生,以此纪念这位会吃、更会写的老先生,见字如面,先生归来。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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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友情提示:列车即将起步,请抓稳扶牢,前方依次到站: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

有关汪曾祺旅游景区:汪曾祺纪念馆、汪曾祺文学馆、汪曾祺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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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第一站:高邮

求学经历

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褪色的小城的人事。

1925年,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幼稚园学习。1926年秋,汪曾祺入县立第五小学读书。

——《自报家门》

1932年秋、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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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今江苏省江阴市)南菁中学读高中。

高邮是汪曾祺的文学启蒙地。1926年,汪曾祺进入“五小”念小学,因为出身诗书人家,他的兴趣很快被语文课所吸引。一年级语文课本里有一首《咏雪》,多年以后,汪曾祺在散文《我的小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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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7岁,可是我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

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告急。正读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以及盐城临时中学,这些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而打乱。汪曾祺就这样勉强读完中学。后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半年,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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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大学期间,汪曾祺与同学创办校内的《文聚》杂志,并不断在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

1932年,汪曾祺从“五小”毕业,同年秋考入高邮县立初级中学读书,这年他才12岁。
三年初中,1000多个风雨晨昏使他得以在上学、放学途中仔细观察和体验家乡的独特风景与风情,多年以后他创作以故乡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时,这一切就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迷人背景。

解放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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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为生活计,汪曾祺在昆明北郊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的“中国建设中学”当教师,在两年的教学期间,汪曾祺写了小说《小学校的钟声》,重写小说《复仇》。后由沈从文推荐给郑振铎在上海主办的《文艺复兴》杂志发表。此外,还写了小说《职业》、《落魄》、《老鲁》等。这期间汪曾祺与同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施松卿相识,并建立了恋爱关系。

第二站:昆明

1946年秋,汪曾祺由昆明到上海,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民办致远中学任教师两年,直到1948年初春离开。这期间,写了《鸡鸭名家》、《戴车匠》等小说。

不能说我在投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的。

1948年初春,汪曾祺离开上海到北京,与在北京大学外语系任助教的施松卿会合,临时借住在北京大学。失业半年后,才在北京历史博物馆找到工作。

——《自报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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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3月,汪曾祺报名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在武汉被留下来参与接管文教单位,后被派到第二女子中学当副教导主任,干了一年。

昆明是汪曾祺的文学孵化地。1939年,汪曾祺南下考入西南联大,读中国文学系,在这里,有太多人格高尚、学识渊博、个性鲜明的文人教授,其中沈从文对他的影响无论如何无法一笔带过。沈从文上课时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汪曾祺听了如同醍醐灌顶:“我以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部分都是派生的,次要的。环境描写、作者的主观抒情、议论,都只能附着于人物,不能和人物游离。而且,作者的叙述语言要和人物相协调。写农民,叙述语言要接近农民,写市民,叙述语言要近似市民。小说要避免‘学生腔’。”汪曾祺把这样的透彻的理解,一直贯穿在他几十年的创作之中。

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8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鸡鸭名家》和《邂逅》。5月,与施松卿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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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时期

也是在这里,汪曾祺接触了A·纪德、萨特、契诃夫和阿索林的作品。在汪曾祺的早期创作中,西方现代派作家的存在主义对他的影响尤为明显,他兴致勃勃地吸收当时各种创作流派的表现手法和技巧。时而运用象征手法,时而尝试现代派、意识流,还试图用活泼、自由跳荡而又令人耳目一新的手法,打破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界限,努力创造一种新的小说形式。现存的写于1940年的小说《复仇》,算得上中国老牌意识流了。

1950年,北京市文联成立。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

多年以后,在《七十书怀》中谈到写作,汪曾祺说

1954年,汪曾祺创作出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后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秋,调离北京市文联,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

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时候,写得新一点、怪一点、
朦胧一点、荒诞一点、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归于平淡。
三四十岁就写得很淡,那到了我这样的年龄,怕就什么也没有了。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因这篇短文受到批评,但并未划定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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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夏,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

1944年,汪曾祺离开联大,走向社会,开始了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的日子。这两年中,他最大的收获是,生活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能睁大眼睛,近距离地、真切地观察复杂的社会与人生。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两年的生活深深地珍藏在他的记忆之中。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还写出了情真意切的散文《观音寺》和《白马庙》,由此可见,走出校门后所接触的饱含磨难的人生第一课,在汪曾祺记忆中留下多么深刻难忘的印记。

1960年,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暂留农科所协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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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上海

1961年春,农科所让汪曾祺到设在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一套马铃薯图谱,可惜画稿毁于“文革”中。

上海是汪曾祺的文学沉潜区。1946年,汪曾祺离开昆明,来到十里洋场上海,谋得了致远中学教员的工作,这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对稳定。课余或看电影,或与文艺界中的友人逛逛霞飞路,或到老作家巴金家里去坐坐。巴金的夫人萧珊毕业于西南联大,所以,家里常有西南联大同学出入。这些同学,常一起到小店喝酒,海阔天空地神聊,说一些才华横溢的废话。不想听也不想看时,汪曾祺就一个人在宿舍里翻《辞海》之类的书,他最爱看《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觉得这是一本文笔极好又很有趣的书。正是这本书,使他在喧嚣繁杂的上海度过了许多闲逸安静的辰光。

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年底,汪曾祺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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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这是汪曾祺的第二个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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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汪曾祺等人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执笔改编同名京剧,由北京京剧团演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演出成功。

第四站:北京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汪曾祺即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但1968年迅速获得“解放”。

北京是汪曾祺的文学裂变场。也想像当年沈从文先生那样靠一支笔去打天下,于是,汪曾祺北上,1949年在《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当编辑。这期间,就他个人创作来说,是一个空白。他没有写小说,没有写散文,他完全把自己手中的笔搁置起来了。工作忙,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他觉得对新的生活不熟悉,而自己熟悉的东西,又似乎不太符合新时代的需要。还有,他不愿意、也不擅长写那些符合政治工作中心要求、却无法体现创作个性的作品,只能暂时搁笔。

1970年5月21日,汪曾祺因参与京剧《沙家浜》的修改加工有贡献,而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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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岁月

汪曾祺转而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编辑工作之中,成为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也是这段时期,汪曾祺增加了对北京底层文化的了解,结识了一批和京派作家不同风格的前辈:老舍、侯宝林、连阔如等。当时北京市文联主席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重才,虽然当时汪曾祺只是在工作之余偶尔写一些散文、随笔发表。但老舍先生就是从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看出了汪曾祺的才气,他作出预言:“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1977年,民间文学论文《花儿的格律》发表,这是汪曾祺“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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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汪曾祺深受鼓舞,创作热情逐渐高涨。

1955年,汪曾祺开始了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接触民间文学的机会多了,他便确立了一个信念——一个作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应该下功夫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甘美的乳汁和诗情。他说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特点,离开学习民间文学是绝对不行的。从民间文学里得到的益处,一是语言的朴素、简洁和明快。民歌和民间故事的语言没有含糊费解的。其次是结构上的平易自然,在叙述方法上致力于内在的节奏感……一般的故事和民间叙事诗多侧重于叙述,但叙述的节奏感很强。重叙述,轻描写,已经成为现代小说的一个显着特点。

1979年,小说《骑兵列传》在《人民文学》第11期发表,这是汪曾祺在“文革”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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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

进入70年代,汪曾祺放手写自己最熟悉也是念念不忘的旧社会生活,并且明确了一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这样的创作宗旨,使汪曾祺在他的大量取材于旧社会生活的作品中,逐渐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独特光彩。
然而,汪曾祺又是清醒的。他说:“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当他的作品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以至掀起“汪曾祺热”,还有不少中青年作家自觉不自觉地群起而模仿他时,他诚恳地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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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青年同志说他也想写写旧社会,我看可以不必。你才二三十岁,你对旧社会不熟悉。而且,我们当然应该多写新社会,写社会主义新人。

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4月,《大淖记事》在《北京文学》发表。这一年汪曾祺的佳作连续发表,小说创作日趋活跃。10月,应高邮县人民政府邀请,汪曾祺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访问。

——(《道是无情却有情》)

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1983年,汪曾祺的创作更趋活跃,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散文、评论等近20篇。

1980年,《北京文学》改刊,编辑部认真筹备“小说专号”。待一切就绪之后,就在全部稿件将要下厂付排的前夕,《北京文学》负责人李清泉却果断作出了一个后来使全国文坛为之目眩的举动:从已编好的“小说专号”中抽下一篇,改用他自己费尽气力、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才挖掘得来,又苦苦思索几个夜晚才下决心采用的短篇小说,这就是汪曾祺的《受戒》。

1985年,在年初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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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2月26日,汪曾祺在京入党。4月16日,汪曾祺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云南访问。10月,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汪曾祺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活动,历时三个多月。

《受戒》的问世,立即在文艺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中青年作家吃惊地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文艺报》《北京文学》《北京日报》等报刊接连发表称赞《受戒》的评论。《受戒》成功后,在感到温暖的创作心境下,汪曾祺写故乡旧生活的作品一发而不可收拾。

1988年,小说无新作,间或发表些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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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北《联合文学》采取同步行动,同时出汪曾祺作品专辑。

第五站:张家口

1990年2月24日,汪曾祺写散文《七十抒怀》。

张家口是汪曾祺的文学蛰伏地。1958年,汪曾祺下放张家口。沈从文写信鼓励汪曾祺:“一个人生命的成熟,是要靠不同风晴雨雪照顾的。”他既希望汪曾祺经受得住严峻的生活考验,更希望汪曾祺“始终保持用笔的愿望和信心”。

1991年5月,《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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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散文集《旅食集》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

汪曾祺把下放以来的所见所闻,像过电影似的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在1961年,写成他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儿童题材的短篇小说——《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

1993年6月,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汪曾祺曾经把自己的作品背景概括为五个方面:“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汪曾祺自选集〉自序》)虽然提起张家口,不免想起那段令人黯然的艰难岁月,但张家口的人民给予汪曾祺的教育,张家口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对于汪曾祺创作的影响,却是深远而悠长的。特别是直接取材于张家口的小说《黄油烙饼》与《七里茶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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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春,应台湾《联合时报》邀请,汪曾祺赴台参加“两岸三边文学问题座谈会”。

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终因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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