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为啥能打赢辽宁惠灵顿战争,国民党为何被中国共产党所克服

辽沈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取胜的重要一战,从此,共军一别被动挨打的处境,开始了逆袭之旅。这场胜利不仅体现了共产党军队顽强不屈的精神,更是彰显了共产党领导阶层的战术策略。那么,共产党使用什么战术打赢了辽沈战役的呢?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经历28年的奋斗,最终打败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过程堪称奇迹。想当初,聚集在一起开会的13个人,大概做梦也想不到共产党的天下会来得如此之快。即使到解放战争前的1945年,包括毛泽东在内也没有谁能有信心战胜国民党。观察中共所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是他们抓住了无数的历史机遇,才最终造就了自己的胜利。历史机遇看似偶然,但要能够一一抓住,其中就有很多必然因素了。由于中共战胜国民党的关键在于解放战争,所以本文以此为中心,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作以简单的分析。

辽沈战役是我国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之一,也是共产党军队第一次在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战役中取得胜利的战役。而众所周知的是,当时的中共军队兵力较少,武器装备较弱,很难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抗衡。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赢辽沈战役呢?原因有几个方面。

总的来说,共产党在辽沈战役中,通用的是“关门打狗”和“人海战术”和“化敌为我”。对于这几种战术,国民党当时是横加指责的。而什么是“关门打狗”战术、“人海战术”和“化敌为我”战术呢?

作为特殊年代中争夺政权的斗争,导致其最终成败的直接原因是军事力量的强弱。军事力量的强弱消长变化体现着最终的成败趋势。我们不妨先看看解放战争(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国、共两军的力量对比:1946年7月,国军430万、共军127万[i];1948年6月,国军365万,共军280万[ii];1949年2月,国军204万,共军358万[iii]。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首先,共军灵活机动,善于集中优势兵力。从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到1947年6月,是共军的战略防御阶段。国军实施全面进攻,但共军采用边打边撤的方针将军队转移到山区以保存实力,主动撤出。当捕捉到战机时,就集中优势兵力作战,比如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其次,共军的战略比较高明,战术运用恰当。从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到1948年9月,是共军的战略反攻阶段。国军鉴于全面进攻不奏效,转为重点进攻延安及山东解放区,导致其后方兵力空虚。刘邓大军趁机强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区,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和武汉。这一战略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牵制了南线国军兵力,带动了共军在各个战场由被动防御转入主动进攻,整个战争格局由此扭转。最后,共军的凝聚力、动员力远比国军强大。从1948年9月辽沈战役爆发到1949年12月,是共军的战略决战阶段。早在辽沈战役爆发前半年,蒋介石就计划把沈阳国军主力撤至锦州,以便与华北傅作义配合,进可以夺回东北,退可以撤往关内。但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力主固守沈阳、长春、锦州三大战略要点,企图保全东北。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又让傅作义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正是国军将领的这种各打算盘、推诿扯皮导致了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无法实现,步步溃败。这种情况,在三大战役中都有体现。相比之下,共军的凝聚力、动员力就非常强,能够令出必行,迅速抓住战机,所以越战越勇,夺得最后胜利。通过以上所举三种情况,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解放战争期间国、共两军力量消长的原因。正是军事上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政权的倒台。

辽沈战役的背景局势

“关门打狗”战术

国、共两党之争,起直接作用的是军事斗争。但军事斗争只是表面现象,军事成败的背后起根本作用的更多是政治因素。所以说中共能够战胜国民党,其实更是政治斗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948年7月,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与发展,国共双方兵力的对比,已由战争爆发时的3.14:1,变为1.3:1。由于中国共产党军队是一支由工农阶级组成的军队,比较亲近群众,深得民心。不久,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就控制了东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国民党军队虽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但被分割和压缩在沈阳、锦州、长春、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由于部分北宁铁路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长春、沈阳通向山海关内的陆上交通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匮乏,国民党军队的后勤补给存有很大的隐患。

关门打狗指关起门来打狗,这样狗就不会逃出门去,打狗这件事情显得势在必得,易如反掌。比喻有准备地打击对方,使之无法逃避,进而进行有效打击。

对待组织:开展整党运动。从1947年冬天开始,中共在各解放区开展了整党运动,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主要内容。经过整顿,提高了全党的政治思想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使队伍更加纯洁和巩固,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相比之下,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散,远远没有中共那么严密,所以国军的向心力不够,比较容易起义投诚,也容易渗入情报人员。

战术上的运用

“关门打狗”战术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当时,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大都聚集在长春、沈阳、锦州这三个孤立地区。是同时打这三个地区之敌,还是先打哪一个地区之敌?若是后者,又该从哪儿下手?毛泽东深思熟虑之后,果断地决定,先打锦州。

对待军队: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从1927年的“三湾改编”开始,中共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此走上政治建军的道路,注重从思想上训练军队。解放战争中,由于部队新成分增加,特别是从国军中俘虏过来的士兵成分增多,共军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产生了一些不纯现象。为使部队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一些部队结合当时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相继开展多种形式的诉苦教育。1947年9月28日,毛泽东批转了东北民主联军辽东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报告。随后,这个运动便在军队普遍开展起来。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把诉苦和三查概括为新式整军运动。新式整军运动给共军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士兵坚定了斗争的信念,战斗力因此大大增强。

由于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军队被解放军压缩和分割,消息不能很好的传递,部队之间也无法相互照应。于是,毛泽东便决定先打锦州,封闭国民党部队逃出关外的道路,“关门打狗”是上上之策。锦州破后,国民党军队就被封闭在东北,陷入了孤立境地,陆上无法逃脱。因为长春难以攻克,遂攻打长春时,东北野战军指挥员又加强了政治攻势,使国民党军队主动起义和投降,兵不血刃就拿下了长春,避免了伤亡。辽西会战时廖兵团的内部发生了致命的失误,在换防时没有派出警戒,明显违背了作战的一般原则。而没有构建必要的防御工事也违背了作战的一般性要求。我军迅速出动数倍于敌兵力包围敌人,又采用边合围,边分割、边歼灭的战术,大胆渗透穿插,将敌军10万人马全歼,国民党反动派部队“五大主力”中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亦在此战中被全歼。中共军队就是以这种逐一“包噬”的手法,将国民党军队一一打败了。

先打锦州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拿下防御这地区的十万余之敌,就切断了东北之敌和华北之敌的联系,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使得东北地区长春、沈阳之敌,都处于孤立无援之绝境;其次,打锦州,必使锦州南北之敌前来救援,我们则可以趁机歼灭援敌;第三,这样再打沈阳就容易得手,而长春之敌也可能迫于大军压境而投降。这个战术确实很适用于辽沈战役,中国共产党最后也确实取得了胜利。

对待群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1945年底,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指示:“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iv]把群众工作作为政治军事斗争的基石。1947年中共召开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分配土地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在土改政策口号下,农民的革命热情被大大激发,或青年参军、或财物支援,紧密地配合了共军的解放战争。没有群众的积极支援,中共是不可能战胜国民党的,这也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国民党军队的轻敌

人海战术

对待俘虏:思想改造,化敌为我。中共在对待俘虏方面具有高超的策略,主张优待俘虏,根据其表现和自愿予以释放、量才录用或特别处理。由于国民党军队多受过正规训练,军事素养高。所以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提倡改造俘虏、利用俘虏。早在1945年11月毛泽东就说:“一切俘虏官兵照中央指示原则上均收留教育,反动者监视,均不放走,仅在必需时可考虑放走个别的人。”[v]“最低要求是化敌为友,最高要求是化友为我。”解放战争期间,俘虏是共军的主要兵源之一,而且是非常优秀的兵源。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两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内……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vi]共军对待俘虏的这些有效手段,不但能化敌为我,而且可以起到瓦解国军军心的作用。到了最后,化敌为我的水平能够发展到“即俘即补即教即战”的程度[vii]。1948年12月毛泽东给杨得志等将领的电报中说:“望你们仿照刘邓陈粟在徐蚌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方针,立即将最大部分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溶化。”[viii]共军的四野,还征用了八千多名投降日军在东北的医护、军工人员,他们跟随共军一直打到海南岛,直到1953年才被遣返回国。

辽沈战役之前,国民党军是没有想到东野解放军会有这么强大的炮兵的,而以往守四平成功的经验使锦州守军盲目乐观,加上东野解放军对长春久攻不下,所以国民党军都认为可以坚持至少一月时间。而林彪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失败后则汲取了教训,加强练兵和情报收集,尤其是针对城市攻坚作战的训练,在很短的时间内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当近千门大炮齐射,造成的心理震憾绝对是锦州守军崩溃的主要原因。而我军踏着炮弹炸起的硝烟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攻克了锦州。东野解放军的攻坚能力在天津作战中也表现出来,有了强大的炮兵后,我军的攻坚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看到锦州失守后,其他地方的守军也丧失了战斗意志。

这是共产党最传统和善用的战术,也是国民党军最为指责的战术。国民党军认为这是一种残忍的战术,指责共军将人民百姓作为“前锋”,用血肉身躯来为共产党军队开拓道路。其实,有关中共部队“人海战术”或者“肉弹主义”的说法并不新鲜,解放战争期间一些国军俘虏早就当面向中共部队指出了这个问题。比如陈毅在1947年12月30日的讲话中提到:“我们俘虏的国军士兵,现在有的已当上了排、连长。他们有一个普遍的呼声,要求我们改善指挥。说:‘你们的指挥是“肉弹主义”,采用集团冲锋,英勇固然好,就是要多死人。’”在东北战场,被俘的国军新一军士兵也曾当面说:“你们八路是死拼命,死的太多了,我们实在不忍心再打下去了,才放下武器的。”

对待敌将:策反起义,鼓励投诚。策反国军将领,鼓励其起义投诚是共军战胜国军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45年10月进行的邯郸(平汉)战役中,国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一万余人阵前起义,使共军原计划两个月的战役仅用了十天时间,也打乱了国军的战略部署。随后,共军发动“高树勋运动”鼓励国民党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辽沈战役中,曾泽生率第六十军长春起义,加快了长春的解放,促使郑洞国率新七军投诚,缩短了战役进程。淮海战役中,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何基沣率五十九、七十九军三个半师起义,等于敞开了徐州的东北门,使共军得以直捣徐州,为全歼黄伯韬兵团铺平了道路。决战大西南时,郭汝瑰在宜宾的起义影响很大。而刘文辉等川康地方实力派的起义,粉碎了蒋介石布置的川西决战计划。从1945年9月到1950年6月共有国军118万多人起义(包括和平改编),促使近50%的国土实现和平解放,不仅加速了战争进程,而且减少了代价,获得了人心。

卫立煌拒绝调兵救援

但是,共产党军队并不是像这些被俘国军说的那样,共军作战素有“集中优势兵力”的传统,但并非不顾士兵死活。只是,共产党军长期以来都处于武器装备落后,人员较少的劣势,为了弥补与国民党军之间在装备和战术上的差距,经常是不得不采取这种看似愚蠢和残忍的战术,再加上当时的战士们解放抗战的积极性很高,
“人海战术”几乎就成了中共的“光荣传统”。并且,由于共产党军队缺乏物质,没有统一的军服,所以很多的战士就穿着居家的衣服上阵了,这也就致使国民党军队将他们误以为是普通的老百姓。

对待民主党派:统一战线,密切合作。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所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解放战争时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地方实力派。而民主党派作为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在解放战争期间与共产党进行了密切合作。比如在重庆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期间,各民主党派作为“第三方面”,同中共一起反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呼吁和平民主。在共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各民主党派都公开宣言,站在中共一边,形成一种舆论潮流。可以说,民主党派的政治活动在解放战争期间有力地配合了中共的军事斗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蒋介石让卫立煌担任东北剿匪总司令,但对于卫立煌,他却并不信任,违犯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而我方从主席和东野解放军的往来电报中可以看到充分民主的作战指导思想,林彪在战役中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指挥权高度统一,确保了作战力量的使用。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指挥权统一对于一场胜利是必要的,如果廖耀湘只有一个长官直接对他下命令,他就不会首鼠两端在犹豫和观望中丧失战机,最终导致战败。

化敌为我战术

对待青年学生:支持学生运动,组织“第二条战线”。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共指示全党要“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青年学生虽然政治力量有限,但却富有激情,是一支重要的舆论力量。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共就积累了丰富的学生运动组织经验。1946年12月24日“沈崇案”发生,引起北大、清华等校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12月31日,中共中央向董必武、吴玉章、张曙时、叶剑英、刘晓、方方、林平等人发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把这一事件扩大为全国性的反美活动,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造成了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紧张。1947年5月20日,南京5000多名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扩大到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运动的高涨,促进了整个社会群众运动的高涨。这被称作“第二条战线”的国统区运动,分散了国民党的执政精力,是一直不可小觑的斗争力量。

东北人民的支持

这是一种比较奇特的战术,说到底就是一种攻心战。这种战术是由陈毅提出的,也一直都用得很好。在
辽沈战役中,解放军攻下锦州后,大肆宣传,使得其他地区的守军丧失抗战的意志。然后又对俘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特别优待。致使国军俘虏对共产党的敌意迅减,把他们同化为我军的力量。之后,对于难以攻克的长春,共产党军队也使用了这种化敌为我的劝降战术,才使得解放军兵不血刃,和平拿下长春,推进辽沈战役的胜利。

从以上可以看出,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可谓动员了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与国民党斗争。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要考虑的问题、所受到的牵制比共产党要多得多,所以很快处于被动状态,越陷越深。对共产党来说,解放战争是一场全民战争,也是一场全面战争。国民党所面对的,其实不仅仅是共产党的军队,还有背后的各种力量。共产党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的政治工作非常成功,很好地利用了各种社会力量来配合军事斗争。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战役取得胜利,都离不开人民的支持和援助。解放军之所以这么快控制东北的大部分土地和人民,是因为人民支持他们、接受他们解放东北的行为。在辽沈战役中,东北人民自发的为解放军提供粮食和情报,并帮助解放军运送物资。而国民党军队由于官僚主义和腐败风气盛行,守军对城中的人民长时间横征暴敛,人民早就不愿接受他们的统治了。渴望当家作主的人民自然是不会支持国民党军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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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所说的,中共还适时地利用了美、苏等国际力量所提供的一些机遇。比如1946年4、5月间林彪部队在四平战役被打得溃不成军,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正是马歇尔在南京代表美国政府调停国共内战,向蒋介石施压停战,最终迫使蒋于6月6日下达了停战令,使林彪部队获得喘息机会,保存了实力,直接影响到了以后国、共两党的命运。中共在进入东北之后,还获得了苏联的援助:“苏联在解放战争期间为进入东北的和在华北的中共军队提供了足够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弹药”、“实际上这种援助绝非简单的一个武器问题。它还包括预先让中共接收各地政权和工厂矿山,包括派遣专家帮助大量修复铁路、桥梁等各种交通设施,更包括开展双边贸易,建立合营公司,帮助中共恢复经济,稳定社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共解放东北。”[ix]

种种原因的结合,才造使得原先并没有优势地位的共产党在辽沈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自此,国民党军队开始迅速败退,共产党解放全国的进程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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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共的情报工作在解放战争中也起到了巨大作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作战厅厅长郭汝瑰、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沈安娜、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庚等,都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他们能够直接或间接接触国民党高层,获取第一手的核心战略情报。这些情报,在共军保卫延安、转战陕北、中原突围、三大战役等重大战役中都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一些国军将领的起义投诚也都是通过情报人员来联络发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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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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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刘冰、李庆丰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4页。

[ii]王淼生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四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5页。

[iii]华国富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iv]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76页。

[v]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1页。

[vi]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4页。

[vii]《粟裕战争回忆录》中说:“敌人的士兵在他们那儿士气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们这边,马上可以打仗。我们实行‘即俘即补即教即战’的政策,非常成功。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36.9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战役结束时达到55.1万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第二十章《粟裕谈淮海战役》)

[viii]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33页。

[ix]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